梦想还是要有的

《郎平自传：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全文在线阅读

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
输了球，亲朋好友们都为我担忧，却无法分担我内心的痛苦。心好像在收缩，变成又紧又硬的一小团，但是，我脑子很清醒：必须面对现实，而且，只有独自地面对，独自地把握自己，这样的时候，谁也帮不了你，谁也无法左右你！
这种“独自面对”“独自把握”的感觉，有点悲壮。我想到了当年离开中国女排冠军队伍时的情景。
那是1986年打完世界锦标赛，我要正式退役了，要从“世界冠军”的高峰走下来。
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高峰上。我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个机会，美国旧金山华侨建立了“新中国教育基金会”，我作为享受这个基金会所提供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算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为期两年，为我做经济担保的是生活在洛杉矶的一个华裔，她叫何吉，是台湾人，但在美国长大。认识何吉是1984年，我们去美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拿了冠军，洛杉矶的华人为我们举行庆功会，我和何吉坐一桌，何吉自我介绍说她和她先生都是球迷，喜欢中国女排，她让我叫她何姐，她待人很亲。以后，我们常有信件往来，过年过节互相问个好。听说我想去美国留学，何姐愿意为我担保：这很简单，毫无问题。后来，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那些官员都认出我了，还对我说：“很遗憾，我们美国队输给你们了。”这些官员挺有意思，他们还问我，为什么办自费公派的签证？他们可以给我没有政府行为的签证，这样，我在美国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挣学费。但那个时候，我想法很单纯，我要遵守纪律，我和单位说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当我们到了美国，我才体会到，拿公派自费的签证，生活有多难，因为不能工作，经济没有来源，而出国时，我们身边仅有几百美元。那时刚结婚，操办婚事花了一些钱，然后，把所有积蓄的存款都换成美元，所谓“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
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打了“五连冠”，得到很多的荣誉，邮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笔记本、日记簿，都印上了我们的形象，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走到哪儿，很引人注目，观众、球迷都特别热情，叫你，围住你，签字，照相，至少要向你行个注目礼。
当运动员的时候，反正天天关在球馆里还不觉得不方便，但退下来了，你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放不开。有一次，我和他想去看电影，又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对于郎平的“撤”，不少人感到惋惜。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些领导工作吗，打世界冠军的经历和经验，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据说，有关方面也提议，安排郎平到北京体委做领导工作。
我不愿意当官有过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我们的领队是湖南郴州人，所以，把我们介绍到郴州训练。一个星期天我在家休息，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敲门，他对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很积极，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这是政治任务啊。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因为那儿的训练条件确实太差，我认为国家应该考虑改善我们的训练条件，让我们继续为国家争光。也许，我说话管点用，当时，我们女排很红啊，我们合理的要求，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律检察委员会，中纪委又反馈给国家体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长那么大，从来没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要说清楚、写检查之类的。可是，我错哪儿了，我写什么检查？首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
的，其次，我就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我才帮着说话的。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的，这不是我的事，我根本不了解情况。要我写检查，没道理的。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他没说让我去。难道，我是个“傻子”，领导没说让我去，我就跟着一个不相干的什么主任去国家经委要钱？
我只好找袁指导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但那时候，领队是党的代表，党领导一切，袁指导能说什么？我情绪很坏，因为，体委的批评很严厉的：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要钱？！给我扣那么大的一个帽子，我怎么受得了？但我就是不写检查，实事求是地写了个情况汇报，我说，我没错，你们怎么处理都可以。我把这份东西交上去以后，上面再也没追究。
可这个事件的阴影在我心里好像再也抹不去。有些人是这样当官的。当了官还得顺着别人说话，不管这是不是你的思想，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当不了这样的官，我没这个“修养”，我心太软，老同情人，这不是当官的料。我希望自己能学点实在的、科学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到美国，我选学了体育管理。
我是1987年4月离开北京的。我想开始另一种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美国毕竟是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女排精神”。但是，对于我的出国，对于我的这一选择，有人却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而我的名字，即使从女排的队伍中撤下来，也不应该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你今后还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我前面的路是“零”，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
美国给我的第一个触动是，我发现自己真是“一无所知”，也可以说“一无所有”。
我14岁开始进体校过集体生活，吃的、住的都不用自己操心，都是国家供给，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自己都不花钱，国家什么都管，我都被管惯了，到哪儿买机票、怎么买机票，根本不知道，别看我走了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一切都有人安排好的。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何吉家，读书的学校在洛杉矶附近，在学校里正好碰到演《庐山恋》的张瑜，我们一起上学，周末一起玩，好像还过得去，主要是换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有新鲜感。虽然，我来过美国很多次，但都是打比赛，从机场到旅馆、从旅馆到赛场，就是沿路看看风景，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一概不了解，而出来留学，可以安定下来、深入下去，让我见识很多东西。譬如，一到美国，看别人使用信用卡，不用进银行就能取钱，还有写支票的，我很惊讶，遗憾的是，我不能工作，没人给我支票和信用卡，不能亲自体验拥有“支票”的感觉。
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穿的裙子和套装，都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何吉拿出500美元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怎么也买不下手，再说，花人家的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有时上完课，闲下来看看电视，看着看着突然心慌，好像没地方着落，悬在半空中。那时，也有几个学校请我做教练，我不能接受，因为国家给的是公派签证，规定我不能工作，不工作就意味着老得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什么国家队、世界冠军，都是最高的地位，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美国的“好”，是人家一点点奋斗出来的，我也要开始新的奋斗。
调整好心态，我轻装上阵，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虽说，洛杉矶有何吉等华人朋友，一些爱国的老华侨都知道中国女排的事迹，都热心地愿意帮助我，还经常为我举行“派对”。但我一方面很感激他们的关照，心里却清醒，我不是小鸡，不能躲在别人的翅膀下找食，再说，老是让华侨们照顾着，这样的氛围，同国内生活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加州华人多，大家在一起说的还是中国话，对学习语言不利。
我来美国不为镀金，我需要真切的感受、扎实的学习，首先就要过好语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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