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还是要有的

《郎平自传：痛苦的鹿儿岛之夜》全文在线阅读

痛苦的鹿儿岛之夜
队员们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呆呆地看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海，还有“活火山”，心里像着了火，仿佛这鹿儿岛上的“活火山”，真的爆发了！
给队员们说了那么多话，把心里最重的话都说了，而这些话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给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伤的膝关节还在痛。吃了两颗救心丸，还有止痛片。我膝关节的伤是最重的，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打开我的膝关节都吓一跳，医生说，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我的肌肉很年轻。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一瘸一拐的，像个半残废，心里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时候，看我走路的样子，会笑话我，那时候，她一见我高兴，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朝我扑过来，我就紧张，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浪浪大了，有朋友来约我们跳舞、滑雪，她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我才40岁，到了60岁怎么办？这几年常常生病，确实干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
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心累。白天训练，一到球场，我教练的脑子就开始转动，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别队员，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点劲，你得看着她，还得点她，她练累了，你还得想办法调动她。尤其是封闭训练时，一到晚上，我要带队员看录像，队员分组看，星期一是二传，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个组都要帮她们分析。我脑子里全是球啊，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根据李艳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我对袁指导说：“你的承受力还是比我强，看来，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
长期积劳，体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我感到难受、无助。我的宿舍不朝阳面，开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间年久失修，屋角的墙皮斑斑驳驳地往下掉，平时忙，不注意这些，一生病，情绪低落，我想得很多：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看看周围的人，譬如我姐姐朗洪，人家也不干什么大事业，平平稳稳地过日子，该过节过节，该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家，有丈夫、有女儿，老少一起生活，心宽体胖，多好。
可我呢，丈夫没有了，女儿也不在身边，我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那样大的反差，这使我心里的渴望格外强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爱情，那是最美满不过的了，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这个郎平有什么？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拿亚军，多么伟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就是肯付出罢了，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如果1995年不回来，说不定我又成家了，和别人一样地过日子，尽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实实在在。
当然，身体好了，这些在生病时比较灰调的想法便烟消云散。尽管身体常常出问题，但这个事业没干完，我不会倒下，我挺坚强，病一好，又忙碌起来，队里的工作又斤斤计较，一点都不肯马虎。
“特别倔强、特别认真，郎平从小就这样。”郎洪评价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我就挺能认错的，郎平不这样，她要是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承认。她做事又特别认真，不管干什么，干了就一定要干好。我们俩小时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挣零花钱，一大盒才给一角六，我们俩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让我妈知道。我干活比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个个都给挑了出来：你这不行！我说，一两个没粘好怕什么，那么多呢，谁还给你一个个检查？她不干，非让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别认真。”
太认真，一丝不苟，郎平才“心累”。谈到郎平的“累”，性格稳实的郎洪，神情便忧郁起来。“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说话，她似听非听。只有打完比赛，她才高兴，去商店买这个、买那个，俏皮话也多了。”
郎平心累，还因为她对人对事太细致，无论打球、执教，无论做母亲、做妻子、做女儿，担当任何一个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将就，总想尽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难以保证打球不输、感情不败。人的感情是一部历史，打完亚特兰大奥运会，又拼了整整两年，本想，这次世界锦标赛打进前四，我真的可以告别球场，没想到，这个“别”，还没那么好告。可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理，还能不能继续支撑下去？打预赛就障碍重重，后面还有古巴队，还有俄罗斯队，还有巴西队，强队林立，还会出现怎样的险情？
软软地倚着栏杆，我突然感到一阵很无助的孤独，好像从山顶滚落到深深的峡谷，耸立四周的是悬崖、是峭壁，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来拉我，我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我觉得浑身软弱无力，心跳、心慌。以前，这样的心跳、心慌，往往是在半夜里做梦突然醒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哪里？身边没有人，无依无靠，像在一座大山里，很冷，很空，心，没着没落的，仿佛迷失了，很可怕。这样的空白停留几分钟，意识才会苏醒。但这会儿的“空白感”分明不是梦，我很清醒，是醒着的孤独。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就像面对这夜色茫茫的大海，无言无语，没有人能对我说点什么。
“铁榔头”从回国的那天起，便是孤军奋战，她身后的那个家，像经历了地震摇晃后的房子垮塌了。对于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场“地震”，郎平精练地概括了她的想法：“我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想了很久。我最看重的是心情，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不能两方面都没有，物质上没有，精神上也没有，你会觉得很贫穷，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生活。”正因为郎平太重感情，所以，她才有理性的决定。
有几天，从早到晚都在聊，不免会聊到家、婚姻、爱情，这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沉重的话题。郎平说着、说着，便不由得叹气。可以想象，这“话题”里有不少“荆棘”，触到了她心底最深的痛楚。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智，她不想更多地谈论感情生活中那些是是非非的往事，更不想涉猎别人，埋怨什么、指责什么。生活是一部历史。她只想接受“婚姻失败”的事实。
我回国执教，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女排身上，我不愿意让大家对我的个人生活评头论足。对生活的这种结局，我自己已经很痛苦，对方也痛苦，我不能因为我是名人而让女儿的父亲也跟着被传媒说东道西，这会伤害我，也会伤害他，伤害他的家人。所以，这些年，有关我的生活问题，我没有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我不想谈离婚的事，这会让我分心，我回来是带女排打球，不是来制造新闻写我、炒我，这一点，我很清醒，特别小心，我也不和国内的朋友谈我离婚的事，再好的朋友也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根本没这个必要。我在家里都很少说我自己的事，我母亲很心疼我，我不想再给她增加压力和痛苦。当然，我给家里人说说，我自己宣泄了，轻松了，但老人没工作，整天会琢磨，我等于把痛苦转嫁给母亲了，我不能这样。
可郎平的生活问题仍有一些小报小刊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拿来大做文章。一位76岁的老球迷用长者的关心给郎平写信，他说，他在《体育天地》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郎平：情感纠缠何时了？”的文章，“才得知你面临离婚的痛苦，作为一名超级老女排迷，我深表同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亲爱的郎平同志，不要悲伤，不要灰心，你是坚强的，好样的，相信你会处理好感情问题，战胜自我⋯⋯”
读到球迷写来这样的信，不知为什么，郎平会感到更深的无奈、更重的烦恼。
1999年年初，深圳举行“风云际会话当年”的老女排队员聚会，说好每个老队员都带上丈夫和孩子———这是老女排队员离开球场后最活生生的内容。
坐在台下，听老女排队员一个接一个数说他们的家庭、她们的幸福，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有点坐不住了，她低下头，不敢正视站在台上的郎平，此时此刻她是什么心情？曾经，郎平也有过燕尔之乐的幸福：新婚那天，他们一起去西山放风筝，像两个大孩子一样地玩耍，着实让人羡慕。每次比赛归来，他去机场接她，两人坐在大巴士的最后一排“嘀嘀咕咕”悄悄话说一路，记者们想采访也插不上话⋯⋯但郎平不再回忆。今天的郎平独自站在队伍的末尾，别的老女排队员都是团团圆圆的景象，如果节目主持人走到郎平面前提问，她该怎样诉说她的家庭？女儿在美国读书，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她不能飞来中国参加母亲的聚会，除此以外，她无法再说什么了。但郎平的表情，一脸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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