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还是要有的

《福尔摩斯与红魔》拉里·米利特著全文在线阅读

第一章 “要烧毁一条铁路怎么可能呢？”

《泰晤士报》的读者也许还记得1894年夏末肆虐美国中西部森林的那场大火。（1）一连数日，伦敦以及欧洲的其他许多地方都在密切关注着从遥远的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松林传来的有关人员伤亡及破坏程度的消息。整个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都对那场疯狂大火的蹂躏屈服了。
这里，我将首次向读者披露的鲜为人知的情况是，我和我的好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正好身处明尼苏达州欣克利的那场毁灭性的大火中心。在这方面场浩劫的背后，福尔摩斯对那个恶毒而又狡猾的坏蛋的揭露，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他的侦探生涯中最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时至今日，福尔摩斯仍对那一案件讳莫如深。他认为那是他最大的失败。我相信这是不公平的。结果，我不得不仅凭自己的回忆追述那年夏天发生的奇特的悲剧事件。福尔摩斯采取的沉默态度是不族为怪的，因为“欣克利恐怖”——他有时就这样称呼——使他深深地陷入了郁闷之中，直到现在还在慢慢恢复。我知道，我在明尼苏达松林目睹的大火后的悲惨景象，将会像心灵上一道隐隐作痛的伤疤一样永远伴随着我。
一想起我们在欣克利的那些日子，就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映入脑海。那是福尔摩斯的剪影。他站在一座孤零零的高桥上，周围是熊熊燃烧的死亡之火，对面是一个世界上最癫狂的疯子。我相信，福尔摩斯此刻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大。无论福尔摩斯本人怎么想，后人都应当了解真相，即他在与红魔的交锋中所表现出的勇气、顽强与智慧。
1894年夏季是一段单调乏味的日子，福尔摩斯总感到难以忍受。他回到伦敦以及抓获莫兰上校的辉煌胜利给人们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已很快平息下来；伦敦本身似乎也在反射福尔摩斯的低落情绪——久久不散的夏末寒气弄得伦敦又潮又闷。到了8月，他已陷入了麻木状态，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振作起来。他经常一觉睡到中午，完全拒绝吃早饭，还经常像可怜的流浪汉在大雾中迷了路一样在大街上溜达，从傍晚一直溜达到天明。有时候他不停地拉小提琴，每一首新曲子他拉起来都更像是哀乐。我试图将他无休止的想象转移到广为人知的案件上，希望能借此恢复他的情绪。然而，就连圣约翰树林发现两只砍下的手臂这样的怪事也未能把他从郁闷中拉出来。（2）
“这件事微不足道，”在我给他读了《泰晤士报》上有关这一案件的一篇报道后，他对我说。“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就连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和他的愚昧无知的部下也不难弄清真相。不，亲爱的华生，我担心经常给我提供案件——起码是稍有情趣的案件——的伦敦的那个犯罪团伙已经正式放弃责任了。真他妈没劲！”
8月13号上午的气氛就是这样。就在这时，忽听有人敲我们贝克街221B住室的门。这一天，福尔摩斯的情绪相当不错，居然做起可恶的化学实验来了。他在化学方面的知识是很渊博的。他正在研究——或据他说他正在研究——氢氰酸的某些迄今未知的特性。为此，他在我们住室里“化学交”的实验台上摆满了烧杯、曲颈瓶、试管和其他一些仪器，里面装着各种液体在本生灯的蓝色火焰上咕嘟嘟地冒着气泡。这种实验产生的气体非常难闻。我正要躲出去散步，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你去门口看看好吗？，华生？”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全神贯注地工作。“不管是谁，客气地把他打发走好了。”
“不错，福尔摩斯，”我回答说，“没有必要对人家不礼貌。”当时我正在看《泰晤士报》上刊登的有关横行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这抢掠财产的最新报道。我放下报纸，朝房门走去。
打开门，我看到赫德森太太站在那里。她是个厉害的房东，但她不但租给了我们房子，而且居然能容忍福尔摩斯的乖张脾气（虽然有时候并不那么情愿）。“楼下有根有据人想见福尔摩斯先生，”她说着，把那人的名片递给了我。她吸了吸鼻子，问道，“什么味儿这么难闻？”
“大概是福尔摩斯又在做什么化学实验吧。”我边看名片边回答。来访者是大北铁路公司代理人J*G*派尔。（3）这个名字我不熟悉。考虑到福尔摩斯不愿见客，我告诉赫德森太太，希望客人能换个合适的时间再来。
“可那位先生坚持要见，”她说。“他说事情十分紧急。”
就在这时，派尔自己走了进来，上楼的脚步十分有劲，显示出极大的活力。此人体格健壮，衣着讲究，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脸庞宽阔，五官匀称，长着坚毅的下巴，留着漂亮的红八字须，胡须的两角向上卷曲，盖过颧骨，直指那双深陷的蓝眼睛。
“对不起，打扰了，”他说。“不过，事情至关重要。我必须马上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说话。”
派尔说话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他是美国人。福尔摩斯从实验台抬起头来看了看，然后把头转向一边，说了声：“芝加哥。”
“您说什么，先生？”派尔问道。此时他仍站在过道里，似乎被福尔摩斯突如其来的话弄懵了。
福尔摩斯笑了笑——这可是我第一个月来见他笑。“我只是说您是芝加哥人，先生。哪个城市可是歹徒、马屁精和美国犯罪阶层里其他类型的犯罪的天堂。我说得对不对？”
“不完全对，先生。”派尔答道。“看来您就是福尔摩斯先生了。”
福尔摩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您是说您不是芝加哥人？”他说，“不可能。”派尔试图做自我介绍，对此福尔摩斯却视而不见。
派尔疑惑不解地转过脸来对我说：“先生，恐怕我还不太明白芝加哥跟这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出生在那个城市，可我并未在那里生活多少年。啊，假如这位先生”——他指了指福尔摩斯——“对这件事感兴趣，我乐于在适当的时候同他讨论。不过我现在想和福尔摩斯先生谈谈。”
福尔摩斯对自己辨别英语语调上最细微的差别的能力一向深感自豪。他作了个满意的表示。“啊，派尔先生，快进来坐下。我就是福尔摩斯。您已经见过了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这一位”——他挥手指了指赫德森太太——“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假如没什么不方便的话，她会给我们送茶来的。”
赫德森太太瞪了福尔摩斯一眼，下楼履行她的职责去了。我把派尔领到俯瞰贝克街的凸窗边的一个位置上。福尔摩斯习惯地拉起一把边椅，把它转了个圈，胳膊肘支在椅背上坐了下来，兴趣十足地注视着我们的客人。
“我猜想您不幸遭遇上了伦敦的扒手，”派尔刚在椅子上坐下，摘下圆顶高帽放在腿上，福尔摩斯便漫不经心地说。“不过我想，像您这样一位记者当时对犯罪团伙的活动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在圣保罗，我想犯罪活动也不是不可知的。”
“天啊！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派尔突然激动地说，就好像他亲自目睹了一场巫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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