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还是要有的

《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徐浩峰著全文在线阅读

　　李仲轩简介
　　李仲轩（1915—2004），名軏，字仲轩，天津宁河县人，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武林名号“二先生”。其父系和母系均为京津地区的官宦大家族，因遵守“武林人士不能有官场身份”的门规，放弃做官机会。
　　34岁自武林退隐，遵守与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晚年于《武魂》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拳理，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最后一位见证者”，在海内外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李仲轩生平
　　李仲轩先生年轻时，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门下，后退隐几十年，未曾受过武术表演化和商品化潮流的侵扰，他所见证的三位大师的生活、功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 
　　李仲轩先生生于书香门第，被唐维禄悉心培养，被尚云祥、薛颠破例收于门下，三位大师看重的是他的文化素质。果然，一个甲子过去，人间经过又一个轮回，当三位大师的徒弟一辈人尽数凋零的时候，李仲轩凭借他的文化素质，给世人留下了三位大师的言行和武学。 
　　收李仲轩为徒，是三位大师早有的深意。老一代拳师多因文化水平所限，即便武功修为很高，却深陷无法表达之苦，李仲轩能留下文章，是中华武术的一次险胜。 
　　李仲轩的三位师父唐维禄、尚云祥、薛颠是民国武林的巅峰人物，其在武林的地位与当时张大千与徐悲鸿在美术界的地位相当 
　　第一，他见证了三位大师的生活、功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 
　　第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武林风貌，纪录了许多武人武事。
　　第三，书里有技术、有经验、有做人的道理，其立意很高，传达了中国武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第四，武术来源于道家文化，但当今往往练武是练武、道学是道学，武术失去了上通道学的途径， 此书则把两者沟通在一起，说出了武术的无限进境。 
　　第五，明清之际，一个叫的姬际可人无意在一破庙发现了半卷《武穆遗书》，并由此创建了内家拳的第一个拳种——形意拳。此后，这半卷《武穆遗书》一直作为形意拳的镇派之宝被传下去。金庸在他的名著《射雕英雄传》里就用了这个典故，《逝去的武林》一书刊登了现存的《武穆遗书》的习武口诀。
　　
　　形意拳
　　形意拳，又称行意拳、心意拳、心意六合拳，中国传统武术，与太极拳、八卦掌齐名，同属内家拳之中。打法多直行直进，与八卦之横走，太极之中定有显著之差别．形意拳之短打直进用于战阵中最为适合，无花俏之招法，长劲亦是最快．两军交战，千军万马中，要能有闪转腾挪之地不易，只有直行直进，走亦打，打亦走．如黄河之决堤。
　　形意拳，打法形松意紧，外形不拘一格，打法变幻多端的风格特点。在形意十二形中，重点突出所取动物的进攻技巧，不求形象但求意真的练法，五行中讲究金、木、水、火、土的内涵。

　　连载稿
　　序一
　　李帼忠女士勤于笔耕，她的儿子徐骏峰跟她很像，慈眉善目，待人宽厚。此书为《逝去的武林》的姐妹篇，叙事笔法仍保持着质朴的纪实风格。
　　李仲轩是当代武林卓有影响的人物，传承了民国武术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武学，是作者的长辈。此书分为家世、武学两部分，其家族成员们的回忆，上溯鸦片战争，事到如今。作者耗费大量精力，对收集到的散杂素材几番增删。
　　这种私人化的历史叙述，所展现出的物品细节和人品性情，超出常识，可供小思一番：“国人是如何事到如今的？”写史，就该只叙述，不形容。作者简洁的行文，保住了真事态、真性情。
　　
　　江世雄
　　2009年序于北京
　　
　　序二
　　我与徐骏峰以特殊因缘相识，他的二姥爷李仲轩与我的祖父韩伯言同侍师形意名宿尚云祥。骏峰英挺儒雅，待人谦和，一派学者风范。
　　《逝去的武林》一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形意拳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如今骏峰不辞辛劳，煞费苦心，依据李老最后岁月讲述的薛颠武学代表作——“象形术”的口传线索，编纂成书，在《逝去的武林》后，又呈现给读者一部力作。
　　我将全部书稿恭读一遍，掩卷沉思，感慨万千!作者所整理编纂的内容层层削剥，系统全面，依据充实，确是祖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真谛精粹!作为后学，我们理应学习继承，发扬光大，无愧于先贤!
　　
　　韩瑜
　　2009年序于岱下

　　上编：李仲轩家世

　　一、王鹰忆旧（王鹰为李仲轩表弟）
　　
　　王燮智擒飞贼康小八

　　芦台王家有一件妻子逼死丈夫的事。丈夫性格软弱，看好了一位姑娘，想娶做小老婆。大老婆不让，他就吞食鸦片膏作威胁，觉得大老婆怎么也会叫人救他。没想到大老婆不让人救他，眼看着他死去。
　　此人留下的儿子却是极有胆色的人，长子王燮，次子王照，三子王焯。
　　王燮是掌门长子，祖上王锡鹏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殉国，获朝廷封号“第一刚节公”，因而王家长子有世袭官位。清朝继承官位是只有长子能继承，并且是逐代降级的，最初封的官再大，几代过后也会变为平民。不会逐代降级的是“铁帽子王”，是有限的几位。
　　王燮继承时降了级，为京城右营都司，入京维护治安，当时二十五岁。京剧里有一出武戏《康小八》，说的就是他。
　　民国的话剧影响最大的是时报剧，就是把社会新闻迅速变成短话剧，剧情较粗糙，台词是时势评论式的，主要是报道热门话题，生命力很短，时过境迁，便不会再演。中国的这种话剧，是从京剧来的，京剧里本有时报剧的传统。
　　《康小八》是京剧时报剧，讲的是王燮智擒飞贼康小八的事。飞贼是有轻功的贼，北京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飞贼，一个是民国时的燕子李三，他是侠盗，劫富济贫；另一个就是清末的康小八，他是恶盗。
　　康小八专门欺负弱者，他在京城北郊有自己的匪帮，有轻功还有手枪，他常入京作恶，但行踪诡秘，难以抓捕。
　　《康小八》的京剧是个什么故事呢？和后来的八大样板戏之一的《智取威虎山》的故事类似，都是匪徒看上了卧底，非要拜把兄弟，或许是中国的匪徒有共通性，所以发生的事情雷同。
　　《康小八》在京剧里是个演过即无的时报剧，在评剧里则是镇场子的剧目，评剧经典“八大拿”系列中便有一出是《拿康小八》。
　　王燮在京城上任一段时间后，一日将事务交托给了副手，自己便失踪了。他微服私访，终于摸到了康小八的线索，打入康小八匪帮的内部。康小八见这个新投靠的人器宇不凡，一谈发现很有头脑，要和王燮结拜兄弟。王燮则暗召人马，亮出官府身份，抓捕了康小八。
　　此出京剧，令王燮在北京市民中有了“王大人是好汉”的赞誉，用“好汉”来形容一个官员，并不多见。李仲轩的姥爷就是王燮。

　　维新变法中的少年豪侠 王照

　　王燮的弟弟叫王照，他年轻时把天津东部八个县城的民团武装都给组织起来统一练兵，结成攻守同盟的战斗模式。他被称为“王老总”，平定了天津东部的匪祸。
　　这位少年豪侠转成文士，因为抗婚。他母亲能看着丈夫死，是暴脾气的人。她看上了一家姑娘，让王照娶，王照不答应，她就把王照锁进屋里，不给饭吃。家人劝他暂且答应这门婚事，然后以进京赶考的名义逃婚。
　　他考进士是第一甲第六名。考之前他来了灵感，对人说他会考第六，结果竟然真是。在母亲死后，他和兄弟分了家，用自己分得的家产修了一座咸水坝，有了此坝，就可以防止洪水泛滥，也可以防止海水倒灌，因此获得了“仗义疏财”的美名。
　　王照主张清廷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式变革，上奏要慈禧和光绪去日本考察。他上奏时是四品官，没有上奏的资格，奏本被扣了下来。王照对呈奏折的主管许应骙说：“你要不上奏，我就拦皇上的轿子。”
　　许应骙无奈，将王照的折子上奏了，同时联合其他官员，上了六道弹劾王照的奏折，说王照包藏祸心，置皇太后、皇上于危险中。
　　光绪看完这一起呈上来的七道折子，将许应骙在内的六个官员都免职了，升王照为三品，赐“上书房行走”，让王照享有直接面见自己的特权。
　　虽然光绪没有采纳亲自去日本考察的建议，但光绪有心变法，王照成了变法的骨干之一，就任礼部主事。他的三弟王焯任吏部主事。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学生在科举考试上多没有中过举人，他们要当官，需要一位有身份的官员保荐，康、梁不能自己保荐自己的学生，所以多由王照写奏本保荐。
　　王照与康梁都是维新派，但政见不同。康梁主张以光绪来变法，王照则主张以慈禧来变法。
　　他看出慈禧还没有放权，光绪力量不足，而且慈禧并不守旧，她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常把对外公使的女儿们召进宫，询问外国的事情。所以，王照的计划是让光绪督促慈禧变法，利用慈禧的权力迅速推进变法。让光绪以变革为重，不要急于争权。
　　另一个与康梁不同的是，王照要争取中间力量。当时许多清朝的王爷们都倾向于变革，在光绪和慈禧之间采取中立，但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光绪。王照观察到变革是大势所趋，需要顺势而行，这些作为中间力量的王爷们是可以联合的。
　　而康有为的主张，更符合光绪急于有一番作为的心态，光绪最终没有选择王照的策略。康有为自己取得高位后，陷入了盲目乐观，热衷于从王爷们手中抢权。
　　康梁势力争到了一些虚的官位，却令原本倾向变革的王爷们采取了观望态度，最终都倾向了慈禧。
　　局势不知不觉就变坏了，康梁决定发动兵变，软禁慈禧。当时在京城掌兵的是聂士成，他与王照是好朋友。谭嗣同让王照劝说聂士成，王照说：“你们这是误国，将光绪置于死地。”
　　谭嗣同和王照私交好，听了这回答，直接就骂王照怕事。王照解释，自己跟聂士成是朋友，但聂士成忠于荣禄，一劝聂士成，聂士成一定会禀告荣禄，荣禄就会禀告慈禧。
　　王照使谭嗣同打消了劝说聂士成的想法，谭嗣同就派了一个人去劝说袁世凯。那人没见到袁世凯，却回来跟谭嗣同说袁世凯给说动了。于是光绪召见袁世凯，直接讲了兵变计划。
　　袁世凯有能力发动兵变，但兵变成功后，立首功的元勋是康梁，袁世凯的兵权还会被康梁掏空。康梁从老王爷手里抢权的事肯定引起了袁的警惕，而投靠慈禧，则能把持住兵权，所以他向慈禧告密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和梁启超同船逃去日本。王照一直对梁启超印象好，觉得他比较客观冷静，比康有为更有才华。
　　他出逃后，王家在芦台的老宅子便被清兵围了，家里几十口人都封在里面，买日常用品都是贿赂墙外的兵，从墙上垂下篮子让他们代买。
　　慈禧抓不到王照，想杀他哥哥王燮。王燮作为武官，有英武之名，荣禄欣赏他，有心回护，对慈禧说：“王燮我了解，他是大老婆生的，王照是小老婆生的，两人不是一个妈。这对兄弟素来不和。”
　　一句话救了王燮的命，其实王燮、王照的父亲正是因为娶不到小老婆才死的。
　　光绪被软禁的消息传到日本，康有为宣布自己有光绪的“衣带诏”，写在衣带上的圣谕，要康有为营救他。在衣带诏的号召下，许多华侨向康有为捐款。
　　康有为生活作风奢侈，逃亡时还带着小老婆，摆筵席要歌姬陪坐。梁启超和王照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了，康有为剪辫子还搞了个仪式，念了一大篇祭文。梁启超说闹成笑话了。
　　王照说衣带诏是谎称，根本没有，结果康有为的学生就把王照看起来了，不让他出门。一次康有为请几位有身份的日本人吃饭，因为他们问起王照，所以把王照放出来作陪，王照对一位日本人说：“我得走。”
　　那位日本人很机警，什么话都没说，起身带着王照向外走，康有为不好阻拦，王照就此脱离了康梁阵营。
　　王照因为心情抑郁，身体大差，坏到吐了血。一个日本朋友让他住到樱花林子里，说医药无效时，就靠新鲜空气吧，你活过来就活过来了，活不过来我葬你。
　　王照在樱花林里住了两三个月，身体竟然缓过来了。他念念不忘光绪对他的知遇之恩，化装搭船逃回了国。那时老恭王已死，儿子做了新的恭王。他偷偷地去见小恭王，说他想营救光绪。小恭王说不可能，劝他别想这事。
　　他又秘密见了醇亲王，醇亲王劝他远走。他和这两位亲王都没有私交，面谈的时间都不长，两人不杀他还见他，一是他们尊重王照的人品学识，二是他们同情光绪。
　　王照对营救光绪绝望后，就逃到外地，开始办小学。他办的小学特别照顾穷孩子，没有钱也可以来上学。
　　虽然他是在逃犯，但两位王爷暗中保着他，他的朋友高了有巡抚、低了有名士，只要他不回北京城，所到之处的官府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在南京办小学也没人抓他，甚至还在离北京一步之遥的保定办了小学。
　　他潜伏了几年后，觉得在逃之身诸事不便，朝廷对变法人士的惩处已经松动，便回北京投案自首了。
　　民间传说是拦了慈禧的轿子，如果拦的是慈禧，一定给杀了。他是向醇亲王投案的，醇亲王关了他一年，永不准他回京，便销了案，将他放了。
　　坐牢期间，王照和一位叫杨一素的姑娘定下了情分。杨一素是满族人，满族一代一个姓，父子不同姓。比如，慈禧的娘家一族有的姓了宫，又如，和珅并不姓和。奶奶姓杨，满族里也有姓张姓王的，在哪一辈、以满语姓发音的哪一个音转成了这个汉姓，就不好考证了。
　　她的父亲是内务府官员，与王照是好朋友。杨一素在王照入狱期间多次探监，王照被驱逐出京时，她离家追随王照。王照和她父亲便做不成朋友了，两个老哥们断交了。
　　王照是我的爷爷，杨一素是我的奶奶。
　　爷爷有个得意门生叫王璞，光绪送给爷爷的书法和光绪题跋的字画，他都留给了这位学生。爷爷离京后还是办小学，中国方块字读与写都很难，他借鉴日本假名的原则，发明了拼音字母，方便孩子们学字，同时办了《官话拼音报》在全国推广。
　　他发明的汉语拼音正式名叫“官话合音字母”，因为私人发明拼音是违法行为，所以他的《官话合音字母》一书的首次发表是1901年在日本江户，署名为“芦中穷士”。
　　“芦”指的是家乡芦台，他的芦台乡音重，奶奶是旗人，北京话发音准确，爷爷就借奶奶的发音，确立了注音标准。这个音标法后来向全国推广了，所以普通话发音得益于一位满族妇女。
　　清朝灭亡后，爷爷在民国一样是名士。他的著作《水东集》出版前，叫父亲到北大给胡适带了一封信，要胡适作序，胡适来了。王照当时的家在积水潭，是段祺瑞赠送的一所老式宅院，赠送前经过了翻修。前院有果园，还有条“月牙河”，放着一条船，可以划到积水潭里去。胡适回到北大，说：“王先生家是仙境。”
　　这部《水东集》的胡适序言被撕掉后，李仲轩的哥哥——李捷轩赠送给了宁河县文史馆一套，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
　　爷爷还著有《古来女子军事》，研究历史上女人参与战争的情况。还有《方家园杂咏纪事》，方家园是慈禧太后娘家发迹的地方，此书说的是清王室的秘闻。比如讲慈禧派人砍了清皇陵的一棵古树，光绪觉得坏了风水，很伤心。所谓杂咏，是他在每一段故事后面都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感慨。
　　爷爷去世后，因奶奶是北京的满族，她想自己死后就葬在北京，所以也想让爷爷葬在北京，家里没有钱给爷爷办丧事，就迟迟不发丧。
　　爷爷是天津芦台人，依惯例是要葬在家乡的，名为“回灵”。当时王家的掌门人叫王元埔，是爷爷的哥哥王燮的儿子。王元埔跟奶奶说：“只要回灵，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们全管了！”
　　爷爷是大名人，他回灵是家乡的一件大事，芦台的乡绅们早把费用都预备好了，甚至从北京到芦台一路上送葬队伍歇脚的席棚都开始搭建了，但奶奶坚持要葬在北京。
　　爷爷一生与佛道有缘，流亡日本时主要是与日本的僧人交往，他死后棺材停灵在了北京“拈花寺”。拈花寺有几处院子专给名人停灵柩，有的名人家在外地，死后停在寺里，一放便是一二十年。爷爷和奶奶的第一个儿子早逝，一直没有安葬，也放在那里。
　　拖延了一些日子，奶奶实在拿不出在北京发丧的钱，无奈答应了回灵。芦台的钱立刻就到了北京，爷爷一发丧，各方的钱也就来了，光段祺瑞一个人就送来了一千块大洋。
　　回灵的队伍浩浩荡荡，长子的棺材也随着爷爷的棺材回到芦台，一起安葬。各界人士送的花圈装了一节火车，京津多所大学为爷爷致祭。爷爷的葬礼办得风光极了，但奶奶在去芦台的路上忽然难过起来，抽了王元埔一个耳光。
　　奶奶是有霸气的人，不管不顾，打王元埔时周围还有好多人。打得王元埔冤枉极了，但奶奶是他婶娘，他只能“唉”几声，跟别人打趣说：“我出钱出力，还得挨打。想不到，想不到。”
　　爷爷一生不重名利，超出世俗，穿着上等长衫，却可以和底层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一年冬年，他瞧着进京卖萝卜的小贩可怜，便把前院的几间客房无偿借给他们住。小贩偷偷把屋里的地面凿破了，挖了个地窖存萝卜。
　　奶奶很生气，觉得白让他们住，他们却搞破坏，要赶他们走。爷爷一笑付之，说：“你管他们干什么？就当没看见，让他们过完这个冬天吧。”
　　爷爷是真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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